TUhjnbcbe - 2020/12/27 19:06:00
第十一章父亲的屈服我细读和翻译了数百页监视和审讯记录，揭露了秘密警察对我父母的无比残忍。父亲陷于绝望。他递上的大胆建议，进一步激怒当局，导致更严酷的迫害。他想告诫母亲和争取“美国人”帮助的尝试，统统归于失败——反向秘密警察提供了更多叛国的“证据”。到4月，他已束手无策。他知道，他鲁莽的两封信已使妻小陷入更深的困境。他在忍受又一次审讯后，告诉他的新难友／告密者本克·莱奥（LeoBenko）博士，“他们指控我犯了叛国和间谍罪”。“……除了六调羹汤［如此精确，这名告密者显然是行家里手］，他都不碰他的午餐……每天在庭院散步时，从不看天，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卫兵训斥他的蹒跚缓行，他解释是因为他曾断过腿，而且他已筋疲力尽。”（父亲的腿确曾骨折。年，苏联运输卡车碾过他的摩托车，他的左腿被压得不成样子，如果没有他的顽固坚持，早被锯掉了。自那以后，他左腿偏短，只是从不提及而已。显而易见，阴冷潮湿的牢房，加上赤脚穿皮鞋，使他持续生痛。）牢房难友汇报：“他长时间沉默，只会中断于自己的感叹，‘我实在无法相信，这不可能发生，整件事就像一个梦魇，我会醒过来的’。”现在，父亲陷入深深的自责。本克博士在年5月3日汇报：“他经常责怪自己，竟会如此糊涂和盲目，对厄运没有一丝一毫的预见。他早该从同事的被捕中汲取教训；他早该明白，没有一名西方记者留驻人民民主国家，就是因为恐惧。”“他弄不懂，为什么是现在。他当外国记者十年一直没有意外，现在却被控在刺探情报。他声称，当局‘胁迫’他把妻子牵连进来，如不愿照做，他们就要逮捕她。”由此，父亲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牵连你的妻子，不然我们就要逮捕她，这可算是最最残忍的选择。（我想知道，秘密警察是否像好莱坞制片人一样，围坐在长桌旁，构思各式险恶的场景，讨论各种情节的铺展，以达成共识？）他似乎在撩惹秘密警察去逮捕自己的妻子，对父亲来说，这是最无法忍受的。他上当而写的信，原意是想救她，告诫她在监狱里“一天也不能存活”。现在看起来，他将使秘密警察的工作变得更加容易。他看不到自己的出路。他报道过足够多的间谍审讯，知道自己的结局，不是很长的徒刑，就是死刑。身为一名屈服的囚徒，即使最终刑满释放，也无力供养妻子或小孩的，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毫无意义！他在乎的一切已遭剥夺，素来骄傲的他在苦苦思索这样的生命的价值。时至今日，他已无计可施，只剩下最后的武器来对抗囚禁他的人，来免除自己的苦难。他开始计划和尝试自己的死亡。他之后写道：“那天晚上，在鲍比奇［上尉］手里挨过特别漫长且深受刺激的一天后，我踉跄着回到牢房。天气很冷，我将满是冷汗的手伸进口袋，发现有东西刺我的手，结果是一根小针。它如何进入我的口袋，为何我以前不知，我都无法解释。那天晚上，我睡在木板床上，试图挑破左腕的血管。但力不从心，那针太小，手指无法捏得牢固。我一再尝试，一边察看牢门上的犹大孔，以防在走廊巡视的狱卒。我折腾了足足一个小时，最终不得不放弃。”但他并没有放弃自杀的念头。当局的监狱分发镇静剂给囚犯是很慷慨的，每天的咖啡都掺有镇静剂。这时父亲向狱医要求安眠药。“狱医开了每天两片色维纳尔（Sevenal），一种中等强度的镇静药。每天早上，医护室的助手沿走廊发药，他的脖子上悬挂着一只大盘，摆满狱医配的各式药品，另有一份谁该领药的清单……囚犯必须当面把药吞下，然后张大嘴，摊开手，以证明药已进肚。我没有真的照做……我用左手拿起两片药，假装立即扔进嘴巴，右手抓起水杯，喝水时，左手迅速将手心的药塞进外套口袋——立即摊开左手，张大嘴巴，接受规定的检查。我在外套口袋里撕了个小洞，把药片储存在内衬里。尽管以前没吃过镇静药，但我想，大约一百片就够了，那意味着五十天的欺骗。”由此，父亲保留一丝对自己命运的掌控。父亲甚至愿意考虑无法亲眼目睹自己留下的两个小女孩，长成少女、成人、母亲和专业人士——他将错过我们生命的每一步——这揭示，他的绝望远超过我的想象。后来，他从不谈及此事。第二天，秘密警察取得进一步的证据，他们施与我父亲的侮辱已达预定目标，他已不再是他们在2月的雪夜拘捕的那个自豪甚至有些傲慢的人。年5月14日上午9点45分至下午1点45分，鲍比奇上尉逼迫我父亲讲述自己的履历。父亲很少回顾往事，即使有，也只喜欢回忆人生中的勇敢时刻。如今身陷囹圄，他以最悲观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经历。这痛苦的四小时，留下十五页记录，读来真是令人悲痛欲绝，使我第一次弄懂那些曾令我困惑的东西。我是个美国人，有着美国式的乐观，甚至美国式的天真。我总是相信，对待历史的健康态度是记住它。父母则坚持，他们有权遗忘。父亲得以忍受过去的重荷，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谈不想，只回忆闪亮、辉煌的片断。这被迫吐出的十五页自述，提供了全部答案。以朴实、不加修饰的匈牙利文，他描绘了一个年轻人，受挫于四处蔓延的憎恨病*：遭法律学院拒绝后（尽管他以优异成绩从高中毕业），他被迫放弃初衷，改学不很称心的经济专业；获得博士学位后，由于日益苛刻的排犹法律，一次又一次被解雇；最终，沦落到给有钱人家的子女辅导德语和英语，以维持生活。此时，上尉鲍比奇敏锐地打断我父亲：“你在哪里学得这么好的英语？”我仿佛亲耳听到这充满讽刺和影射的问话，出自这机械工人出身的秘密警察之口：啊哈，找到端倪了——间谍从敌人那里获得的早期训练。父亲回答：“在我父母的房子里学的。自我十岁起，名叫兰格路特（Langreuter）小姐的老妇人每天下午来我家，教我德语、法语、英语，直到我毕业。”已不复存在的“高级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世界——家长们在布达山上的别墅中着意培养自己的长子学习伟大的西方语言，以便迎接光明的前途——突然撞上鲍比奇的世界。在后者眼中，学习帝国主义者的语言，本身就是潜在的罪行。最为惊人的是父亲在反纳粹抵抗运动中的经历。早先，他以平淡无奇的口吻，解释他受挫的学业和职业。现在，他以同样口吻告诉鲍比奇，他在抵抗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我都从没听说过。的夏季，玫瑰山豪洛希·贝拉家里的秘密会议上，父亲自愿带领隐匿在布达佩斯的法国*官，到斯洛伐克参加该地区唯一的反德武装起义。他也自愿参与前往铁托南斯拉夫总部的秘密任务。这两项任务最终因危险性太大而被取消。在鲍比奇的记录里，他在此处打断我父亲，要求知道抵抗运动中其他人的名字。父亲回答，他最亲密的两名同志，一个逃去了西方，另一个早被判处徒刑。终于，他自己也“被捕，控以叛国和间谍罪”。父亲并不挑明，只是暗示这显而易见的结论：匈牙利当局，以此来酬报抵抗运动的英雄。鲍比奇咆哮道：“继续讲你的人生经历！”于是，父亲详尽交代他和母亲在基督教朋友的帮助下，如何使用假身份证躲避纳粹和箭十字*，如何抗拒犹太人劳役的多次征集。他的邻居告发他在公寓里召开抵抗会议。秘密警察官员呵斥：“你隐藏起来，难道是因为你的左翼活动？”父亲回答：“我既不投入左翼*治，也不从事右翼*治。”这无疑增添了审讯者的困惑。在他眼里，整个世界一分为二，不是左翼就是右翼。父亲还告诉他，艾希曼／箭十字*恐怖期间的最危险时刻，基督教朋友把我父母藏在格雷舍姆宫（GreshamPalace）。无巧不成书，我第一次读到这份档案时，正躺在这座华丽宫殿的床上，舒展着四肢。这座宫殿曾经庇护遭追捕的父母，又做过保险公司的办公室，今天已改为四季酒店——欧洲最壮观的酒店之一。根据鲍比奇的摘录，爸爸的其他“人生经历”就是两种世界发生碰撞的缩影。鲍比奇接二连三地讯问我父亲：“谁命令你做这条新闻？谁让你注意那条新闻？人家为什么向你提供那则消息？”他就是无法认识到，新闻人可以是一种独立的、好奇的人类存在，不必成为冷战两巨头的受雇附庸。铁幕后的“新闻”，其真正的新闻含量几近于零。即使天气预告，也是从匈牙利国内开始，然后向苏联的乌拉尔地区方向伸展，但不能有一片云彩飘至资本主义的奥地利或意大利。没有坏消息，没有犯罪，没人去世，所以也就无需讣告版。父亲曾告诉我，他坐在一名官员的办公室，突然看到远处升起一柱浓烟。他问官员：“哪里起了火？”她反问：“什么起火？我没见起火。”坏消息是不会发生在人民共和国的。秘密警察不认为我父母所做的只是普通的新闻工作，在他们眼里，都成了间谍活动。于是，意志崩溃、一切都已无所谓的父亲招认他是间谍。但是，鲍比奇在5月14日的备忘录中说：“他没有牵连任何人，还辩解说，只是在拘禁中才意识到自己犯了间谍罪。”这份备忘录继续写道：“随着［他妻子的］被捕，我们将有办法撕下他俩的假面具，彻底暴露美国公使馆的间谍活动。”这些身穿制服的暴徒——鲍比奇、鲍拉日、盖罗和其他曾受过击垮人心的特殊训练的人——和那些报酬较少但动机更强的业余暴徒，相比之下，后者的行为更加骇人听闻。父亲的新牢房难友（“偷带信件者”之后的）本克·莱奥博士，就是很好的范例。他巧妙迎合我那绝望中的父亲，似乎赢得了父亲的信赖。他写道：“与马顿博士朝夕相处三个星期，我可汇报以下内容：他富有教养，见多识广，并自负于自己的知识和相貌。他的亲英几乎到达病态的地步，非常着迷于西方思想，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拥有这些品质的人，早被假设为戴罪之身。爸爸的牢房难友，或多或少，在以这种文字裁决他的命运。但本克还没有完：“他一再重复，这个主义一定会失败，不是由于自身的重荷，就是由于原子武器的摧毁。谈起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时，他充满了厌恶和轻视。”“在他身上，我察觉不到丝毫的悔过。相处的初期，他显得很激动。但最近一段时间，他像是精神崩溃了，变得麻木起来，对周遭一切视如无睹。”接下来，本克直奔爸爸最薄弱的环节：“我了解他的本性。如果他仍在隐藏秘密，迫使他招供的唯一方式，就是威胁他的妻子甚至小孩。我确信，他的妻子，更甚者，他的小孩，如有大难当头，他会招出一切来拯救她们。”现在我明白，父亲没有表达对我们的爱是因为那些感受太强烈，而不是太薄弱。多大的讽刺！他爱我们的最重要证据，竟来自一名秘密警察的告密者。对父亲的审讯陷入僵局。那年夏末，好警察克雷奇默·阿帕德少校取代了坏警察鲍比奇。他过去的职业是理发师，身材单薄，红头发已显得稀薄，言行低调。残忍的鲍比奇未能使我父亲牵连他“间谍巢穴”的同伙，就由克雷奇默接手此案。此外，为了取得些许的和平和安宁，爸爸开始编造同伙，即那些已经过世的人。在后来的那些年中，父亲会说，克雷奇默救了他一命——由此欠下的人情，他将在下一年的“匈牙利革命”中投桃报李。与他残忍的前任相比，克雷奇默在我父亲眼中显得较为“人道”，但他给予了我父亲最大的打击。父亲记得：“一天早晨，我照例阅读我前一天的证词，却发现其中一张不是自己的……签署人竟是伊洛娜。”他由此获悉，妻子也成了狱友。他的牢房难友7月7日汇报：“马顿自审讯回来，呜咽抽泣……他说，他们骗了他，曾承诺她将不会受到伤害。他计划在法庭上揭露此事，要告诉法庭他是无辜的，假供词上的签字都是被迫的。”父亲还愿相信囚禁他的人会履行诺言，还愿信赖他的牢房难友，事与愿违时还会感到震惊和恐骇，这却是他的特征。他不能辨识他所憎恨的*权的欺骗性。这个充满谎言、欺骗、背叛、酷刑、颠覆的世界，根本不是他的世界。这样的男人，却出生在20世纪欧洲的这个角落，真是天大的厄运。他由此开始了一段极端痛苦的时期。直到此时，尽管自己在忍受监狱中的侮辱和暴行，他一直在想象，他的家人仍生活在相对的自由中。现在，妻子遭受了同样命运，孩子们怎么办？他不知道。部分出于对答案的恐惧，部分出于自己强烈的自尊，他无法开口去问。他的牢房难友7月18日汇报，我父亲告诉他，最严重的指控是：他建议美国派一名“黑人”外交官到布达佩斯，以戳穿当局关于“种族主义美国”的宣传。（档案提到，此项指控和预算的“偷窃”均来自秘密管道。实际上，这管道就是美国陆*准尉理查德·格拉斯佩尔，但从不提及。）7月22日，他的牢房难友汇报，马顿变得非常激动，“他说，他要把牢门踢倒……他憎恨囚犯生活，他憎恨过去两个月与我的朝夕相处”。绝望中，父亲继续收集镇静药，把它看作逃脱梦魇的唯一出路。到7月底，外交部已把我父母所有新闻报道都译成匈牙利文，并向秘密警察送来如下的裁决：“以我们手中的材料看，我们的结论是那些报道中找不到资料……可被认为是非法的。但马顿夫妇所有的报道，都违反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他们没就国内的现况表述客观的意见……但没有事实证据，可确认间谍的指控。以我看，［马顿夫妇］从事这种活动是可能的。签名：萨尔·约瑟夫（JozsefSzall），外交部。”好一个官场的面面俱到。写下这绝妙裁决的作者，肯定经历过数次中途逆转的“改革”，不愿承担风险。8月带来了新的焦虑，听起来像是秘密警察制作的肥皂剧。暑假很快就要结束，他的孩子怎么办？8月13日，父亲的牢房新难友“蒂博尔”（Tibor）汇报：“他在担心，谁会带孩子去学校注册？他们的朋友黑勒夫妇会不会兑现照看小孩的诺言？他说，尽管黑勒先生享有高级职位，可保自己免受牵连，但如果他们仍不想要人民公敌的小孩，他也不会责怪。”在牢房难友的文字中，父亲最大的担心是“他的孩子将被寄养在国家机构，最终长成当局的土耳其禁卫*[1]”。父亲的担心不是臆造的。年9月8日，在“安德烈·马顿博士的孩子问题”备忘录中，克雷奇默少校写道，“解决［马顿］孩子问题，在*治上很重要……马顿应授权给律师，把基金和贵重物品转至孩子们的账户”。这是“那个法制”的又一装饰，毫无意义，因为基金和贵重物品都已流失。克雷奇默很清楚，秘密警察已抄没我们所有的财产，并冻结了我们的银行账户。他的结束语，恰恰是父亲最担心的，“孩子们应由当局安排在国家办的机构”。祖父母移民去澳大利亚的几年前，父母、祖母和我在郊游途中。坐在父亲背后的是黑勒·拉斯洛（LaszloHeller）。他和他妻子允诺，万一我父母入狱，他们会照看我们姐妹。真的发生了，他们又吓坏了，只好悔诺。位于纽约的另一个官僚机构美联社，对“马顿的孩子们”的困境，并没给予更多的同情。年8月3日，总经理弗兰克·施塔泽尔写信给驻维也纳主管理查德·欧里根：“我认为，就此接受为孩子做点事的建议是失策的。你也知道，此类的家属恳求很有可能做了手脚，预期的受益者反而得不到好处。这次，可能有真正的需要。但我想作进一步调查，再决定汇款的授权与否。”另一方面，克雷奇默少校在为我父母即将到来的间谍审判作准备。在日期为年8月29日的备忘录中，他注意到：“法庭不能使用我们的秘密渠道得来的证据，以证明马顿向美国人提出的建议。”第二天，母亲的牢房难友汇报：“马顿太太感到迷惑，她的审讯者对美国*事参赞毫无兴趣。她声称，每次提及这个题目，他们就转移话题。”到了夏末，还是没有孩子的消息，父亲的牢房难友在8月30日汇报：“［马顿］说他已不抱希望，他对孩子们的处境一无所知，只期待在审判时弄清为何在［替美国人做事］十年后的今天，他和妻子才被逮捕……在审判时，他将使用最后的发言机会来保护妻子，希望给她的案件提供转机。对自己的案件，他则不存丁点的奢望。”[1]土耳其禁卫*（Janissaries），原为信奉基督教的儿童，被奥斯曼人俘获后强制改奉伊斯兰教，并被迫使为苏丹效忠。他们成为奥斯曼帝国*队中的中坚。第十二章我们的新家庭朋友们花钱，请素不相识的黑莱一家人（Helleis）来照看朱莉和我（前排右）。他家的一切令我更想念父母和过去的生活，但“大姐姐”（前排左）待我很好。在这张“全家福”中，姐姐和我似乎仍处于震惊之中。玛格达阿姨、朱莉和我，乘车穿越似乎不属于布达佩斯的社区：弯曲狭窄的乡村道路只能容一辆汽车通过；两边的灌木疯长；街灯和其他都市标志越来越少。我们的计程车抵达时，天已黑，乡野一片宁静。我此前的整个人生都在布达小山的顶上度过，既可听到城市深沉的嗡嗡声，也可看清——不管有多暗淡——城市的闪烁灯火，周遭是嘈杂的邻居，以及住在不同公寓的小孩的相互叫嚷。这时我感到，自己已与熟悉的一切一刀两断。父母、祖父母、玩伴、宠物狗、我的房子和玩具，均已不复存在。到达苏格利葛特镇（Zugliget）切尔迈伊街（CsermelyUtca）时，我对自己身居何处，一点概念都没有。我只记得，好像穿越过了长长一段杂草丛生的田野，中间立有一座圣徒雕像，路的尽头是一栋大房子。这就是我们的新家，处处透着荒凉：墙灰剥落，前厅里散发出古老的烹饪油腻味。还有寒冷！父母提供的罕见环境一直庇护、宠爱着我们，从未让我们暴露于真正的贫乏和穷困。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这样的生活——并非到此一游，我们随身带了行李箱。我们被告知，没有其他地方可去。玛格达问了很多人，终于找到这位朋友的朋友，愿意接受我们，每月收一笔费用。他们很穷，但仍属“斯文人家”。这也可以从古老的油画、零星的古董和散置在各处的残余的海伦德瓷器[1]看出来。我知道，我们来到这里，不是因为感情，而是相互需要。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们则手头拮据，需要现金。这户人家有母亲和父亲，即莎丽（Sari）阿姨和安德拉什（Andras）叔叔，两个女儿安德烈娅（Andrea）和玛莉亚（Maria，她将成为我特殊的朋友），还有她们的祖父母。她们已是青少年，足足比我们姐妹年长一轮。三代人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勉强糊口。我们到后来才获悉，他们整个家庭曾尝试逃跑，却在奥匈边境被抓。为此，安德拉什叔叔在大学的教书工作没了。另一方面，朋友和亲戚们以为他们都走了，拉走了他们家很多用具。他们被当局押回布达佩斯，不得不过着国内的放逐生活，接受长年的监控，仅依靠爷爷的养老金和母亲的兼职工作度日。他们已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所以，愿意收容人民公敌的两个小孩。莎丽阿姨在附近的马卡连科孤儿院工作。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地方，莎丽阿姨讲的孤儿故事又与我们的悲惨境况相似，所以那个名字长留在我的记忆中。安东·马卡连科（AntonMakarenko）是一名克格勃官员，专门设计此类机构来抚养“社会主义孤儿”——换言之，就像我们这样的小孩，只是更为不幸。他们的模范是一名男孩，他向当局告发自己父母的反苏维埃行为，导致父母被捕，自己则当选为革命小英雄，也成了我们的榜样。我一点不知道，父亲在他悲惨的牢狱中做噩梦，也会担心自己的女儿将生活在类似马卡连科孤儿院的地方。那位姐姐玛莉亚·纳塔利（MariaNatali）如今是一名医生，住在罗马。她在年回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你明亮粉红的毛线衫，我们已有很长时间没看到鲜艳的色彩。你来自不同的世界！但你不埋怨，我不记得你曾哭泣。”事实上，我们姐妹定了协定，两人不同时哭泣。我们会轮流哭，只在我们自己人的面前。纳塔利医生继续追忆：“我们一直生活在悲惨中，我的梦想是能自己一个人吃一只鸡蛋。你们来了后，处境得到改善，我们吃得比以前好了，还有新的玩伴。我们盼望你们永远留下。”我们没有时间为自己感到遗憾，学校几乎马上就开学了。穿上我们定做的褶裙、手工的软皮鞋、明亮粉红的毛线衫（无疑来自美国外交官），我俩特别显眼。父母没有陪我们上学，也不去拜访老师。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身上总有什么是不对劲的。但他们知道，最好还是不闻不问。老师们让我们明白，她们知道个中的原因。（我记得，当老师鲍尔瑙太太［Mrs.Barna］浆洗的白外套——老师的穿戴类似医生——掠过我座位时，我低声称赞她的鞋子漂亮。她以整班同学都可听到的声音，责备我在琐事上浪费时间，却背不出乘法表。我的魅力攻势，就此告停。）其时，匈牙利普遍较穷，而这所学校的小孩更是饥寒交迫。这是城市最荒凉的街区之一，肺结核发病率特高。我们的同学都来自酒*、二流子、窝囊废家庭——革命所遗弃的人，他们脸面肮脏，春天打赤脚，冬天流鼻涕，使我们显得格外突出。我所记得的事，大都与寒冷有关。室外似乎比没有暖气且空荡的屋内更加暖和；我们尽量待在室外，直到最后一刻；我们把树叶堆成一座座小山，跳来跳去，帮助御寒——无论有多少痛苦，我们仍是小孩，喜欢游戏。晚上睡觉之前，我们会在绿瓦片的大炉灶上，烘暖我们的被子。每个人轮流去地窖拉煤，没人提及我们的父母——对大人来说，这是个令人尴尬的话题——唯一的例外是，我们四名小孩每晚一起祈祷时，总加上一句，请求小耶稣来保佑他们。仅止于此。没人从我们的老房子——我们孩子帮——来看我们。（现在，我询问老朋友，得到两个不同的答案：我们不知道你们的遭遇；我们被告知，你们住在教父豪洛希·贝拉家。又一个消失的家庭，就像他们当时在布达佩斯常说的，“Elvitték”——被带走了。）孩子们是富有弹性的生物。一到晚上，我们都饥肠辘辘，盼着晚餐，多数的晚餐是李子果浆涂面包（由园子里的李子树果实制成），或是所谓的“圆点面包”，即面包涂*油，上加意大利腊肠的小圆片。我记得，发现盛这道“主菜”用的是我们刚喝汤用的同一个盘子时，我们姐妹还会交换眼色。过了一阵，我们就习以为常了。每星期一次，那位爷爷清晨离家去肉铺排队，碰见什么就买什么。太多人围坐在餐桌旁，吃肉之日也就失去了特别的意义。这家人待我们不错，但毕竟是陌生人。那位祖母曾责骂我在餐桌上发出哼声，“BeiTischsingtmannicht！不可在餐桌上唱歌”。（她会讲一大堆这样的德语）我知道她讲得对，但她不是我的祖母。在玛莉亚身上——大姐姐——我仿佛找到了母亲的替身。她大约十六岁，柔和的曲线，长长的金发，热情洋溢。我像一只迷失的小猫，喜欢蜷卧在她身旁。她像我一样，过得并不愉快，我们同在悲惨中，便愈加亲近。她和她父亲处于战争中，她是一个反叛的少年，而他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独裁者。我记得，他为图自己方便，会安排每周打屁股体罚的日程表，这实在是骇人听闻。由于我的淘气，我父亲会在我屁股上打个一两下，但总在气急败坏时才如此。争吵之后的冷静时刻再安排打屁股体罚，给我带来很大困惑。我也记得，安德拉什叔叔——教书之外，他还是个颇有才气的画家——替我美丽的阿姨画肖像，我想是为了诱惑她来访。她总能讨人喜欢，甚至将她与秘密警察的交往，也变成了幽默轶事。我记得，她询问当局是否能送润肤霜给我母亲，盖罗少校反问：“你认为我们这里是干什么的，是温泉疗养所吗？”在悲伤、潦倒的生活中，我们最大的兴奋是看到巨大锃亮的黑色轿车定期开来，停在杂草丛生的花园前，下车的是美国公使克里斯琴·雷芬达尔。这位身着黑色西装、文雅、高大的绅士，仿佛来自另一世界，在我们眼中，他像亚特兰蒂斯[2]那样遥不可及。他总为我们带来礼物，记忆最深的是一式两套湖蓝色的尼龙派对礼服，里面衬有网状短裙，我们姐妹穿了好些年。（甚至我们已到了华盛顿，其时仍很穷，为了参加我的第一次舞会，我还把这礼物改缝成一件无肩带派对礼服——可谓长存不灭。）对于那些访问，我记忆中已寥寥无几，只记得它给破败的小家带来兴奋，给我带来激动，因为我又看到飘扬在别克汽车的巨大引擎盖上受禁的星条旗。汤姆·罗杰斯追忆道：“雷芬达尔不等华盛顿的指示，他认为这是他该做的。作为公使馆主管，他会亲自出马，让星条旗迎风招展。”汤姆·罗杰斯的妻子莎拉也曾来访，她一露面便使我感觉良好，她还带上了女儿埃莉诺（Elinor）和阿拉贝拉（Arabella）。现在已领圣职的长老会牧师阿拉贝拉·罗杰斯，在年回忆那次拜访：“我们给你们带去香橙，我母亲认为，那是无限善良的象征。我记得，那是一次艰巨的拜访，你们住的房子又黑又冷，我们既不认识你们，又不认识你们的寄宿家庭。我们非常拘束尴尬，没在一起玩耍。”我记得当时感觉相互之间有极大的鸿沟，这是我在父母自由时从没感受到的。她们身穿美国棉布洋装，显得阳光灿烂，而我们来时穿的毛线衫已变得又小又旧。我们开始穿田径服，像同学们一样。看到这些轻松愉快的美国小孩，我感觉，我们分属不同的世界。我知道，她们将乘镶板装饰的福特旅行车离去，为做了一点慈善救助而感到宽慰。我爱他们的来访，但这样的访问又让我清醒意识到，我们已失去太多。这个凄凉郊区住处的另一位常客是匈牙利最著名的歌剧明星塞凯伊·米哈伊（MihalySzekely）。他不是我家的密友，这使他的来访显得更不寻常。他只是一位不畏强权的正直之士吗？他于年去世，布达佩斯歌剧院附近的一条街就以他命名。那年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我看到，秘密警察在档案中经常提到，必须将他带来“讯问”。但他太杰出了，对国家来说太珍贵了，秘密警察若真要威胁，也须三思而行。）米哈伊自己有车，与妻子皮罗什卡（Piroska）一起前来，也带了礼物。但他最好的礼物，是把我们（包括我们的“新姐姐们”）带去歌剧院，即那个位于佩斯市中心的遥远、美妙至极的世界。这样的旅行之后，我们四个小孩会上演我们自己的歌剧。我记得演出《魔笛》时，把晚上为房间保暖的绝缘长条当作蟒蛇，还突袭阁楼中奶奶的老箱子，寻找满是灰尘的旧衣来饰演浮士德。我姐姐演男主角，我演女主角，玛格达和她丈夫、歌剧指挥拉慈叔叔，是我们的忠实观众。没有父母的圣诞节太悲伤了，简直就不是圣诞节，我已将它从记忆中全然抹去。我们姐妹避免回想前一年的圣诞节，那时的世界显得如此光明；也避免谈论前一年新雪之后的家庭出游，那时我们第一次试用滑雪板。我们最好的礼物是来自父母的信。父亲被捕迄今几近一年，我们第一次获准给父母写信，甚至还可附上摆好姿势拍的照片。那些照片今天看起来，忸怩作态，强作欢颜，信中的言辞也如出一辙。那些原信已经丢失，这里是母亲的回忆：年，朱莉和我在相片中装得尽可能快乐，为了送给狱中的父母。我永远都无法描绘，这些信件所带给我［在牢里］的喜悦。我读了上百次，伏在信上哭泣，亲吻它们，捧在手中让它们伴我入眠。它们明朗欢快，内容丰富，但又无限小心，不表露点滴的悲哀，但字里行间又透露很多。她们说她们受到良好的照顾，并列出各式访客，好让我知道有人关心她们并敢于表达关心，并为此而感到振奋。她们谈起学习，说老师喜欢她们，以便我知道，她们没因父母的罪而在学校受到迫害。她们看起来不错，没有受冻挨饿，长高了。我认识她们脚上穿的皮鞋，那是用外交官给我的皮革制成的；我交托鞋匠制作，尚未有机会去取，就入狱了。现在我知道，有勇敢的灵*帮忙取回，尽管使用了“资本主义”原料，她们仍然敢穿。有一张照片显示她们手拿香橙，香橙在匈牙利几乎是闻所未闻的，这意味着她们有美国访客。另一张照片中，她们坐在钢琴前，这意味着她们没有荒废音乐教育。还有一张照片，她们身穿滑雪服，我知道她们玩得正开心……我把这些照片制成日历的样子，就像翻日历一样，我每晚翻转一页……这让日子好过，我期待着第二天的照片。这是母亲的囚犯生存手册中的又一招。父母给我们的信，如同我们写的信一样，小心翼翼。父亲的信，大体上与我们应读的书有关：狄更斯，吉卜林，还有一本关于伊拉斯谟[3]的书，他是在监狱图书馆里发现的，名叫《修道院和家庭生活》（TheCloisterandtheHearth）。他没有只言片语提及自己的痛苦或迷茫。我记得，母亲的信件更富有情感，更私人化。她写道，她苦苦思念我们，每晚祈祷时会挑个我们也在祈祷的时间，以此来求得心心相印。[1]海伦德瓷器（Herendchina），著名的匈牙利瓷器，早在年即广受欢迎，专长于豪华的手绘和镀金。——译注[2]Atlantis，传说中有高度文明发展的古大陆。——译注[3]伊拉斯谟（DesideriusErasmus，约年10月28日—年7月12日），中世纪尼德兰（今荷兰和比利时）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对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的思想有巨大影响。著有《愚人颂》等作品。——译注第十三章父母的审判年9月2日，父亲越来越绝望，写给克雷奇默少校一封悲痛欲绝的长信：有些人不愿谈论自己。被迫开口乞求东西时，他们倍感痛苦（昨天，尽管非常需要，但我仍无法开口索要火柴）……原谅我以这种方式说出感想……我在尽量利用这台打字机［暂时在他手上，用来做狱方要他做的英语翻译］。对我而言，书面表达显得更容易。我不想问妻子的事……尽管这件事，在过去数月中给了我最大的折磨。我也不敢问……我对我的小孩一无所知。昨天是9月的第一天，幸好没有受审，因为我心里只记挂着这是开学第一天，［我的孩子们］却杳无音信。自6月以来，我没有询问自己的财产状况。我仅有这些财产，它是我养活妻小的唯一依托。十年前有过一次，我们几乎倾家荡产。在我余生里，对于再一次重建家业，我不抱存任何奢望。昨天，当我听说要到审判时方能见到妻子，我真是无话可说。这无益于任何人——我害怕我在那种会面时的激动情绪——这也是无益的原因。妻子和我需要讨论很多事情，这会造成怎样的危险呢？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共谋”的呢？审判后会发生什么：立即把我送走——这是我预料的。那时，我将有机会看到她吗？我有没有机会与你讨论我关于美联社和美国人的建议［以钱和其他财产交换我父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信心在日益减弱，尤其是我妻子也已入狱，她本是唯一能安排此事的人。然后，还有些“琐细”小事！我想［在送去服刑前］从公寓取走桌上我小孩的照片，保暖的冬衣、鞋，等等——如果我妻子也被判刑——我实在不堪忍受这种想法——她也需要这些东西。我找不到任何人打点此事，没有一个人。我都不知道我还有没有一个家？即使我能忍受即将来临的碾碎灵*的每一折磨——多年关押，我现在明白，这是我尤其难以接受的——然后又将如何呢？我将龙钟老迈，给家人和无奈接触的故旧，带去的只有麻烦。小孩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承担不了责任；难道到了垂垂老矣，反向她们伸出空手？我想都不敢想如此的场景。何苦还要承担这么多麻烦呢？答案只在我自己。如果这些月里，我无须困惑于“为何”，这一切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忍受。为何到今天，才有必要消灭我们？要是在年到年之间被捕，我就不会有此疑问。为何在年，恰恰是国际形势大有改善的开端时期？我没有犯下任何当初就未曾犯过的“罪行”，我的工作从不保密，我的行为透明公开，当局都了如指掌。到底是为谁的利益？……我为此而受尽折磨？为何是现在？……西方只会把妻子和我看成新鲜的“牺牲品”。我们认识的外交官或新闻人，没人相信我们是间谍。等到我们的指控公开后，他们就更不信了。驻华盛顿的苏联塔斯社记者，会有何种感受？他们也经常拜访苏联大使馆，也会谈论天气以外的事项。假如秘密警察不把他们的“威信”牵涉进去，所有这一切仍可弥补。*府为何需要多出两名囚犯？为何要在西方激起负面的名声，不仅仅是在美国？尤其不应该在年，这两人本可为国家发挥更好的作用。我很惭愧，我甚至都不问询我父母的近况，虽然我知道，鲍比奇上尉有他们的消息。可能再过一个小时，我又会为这封信感到羞愧了。读这封信使我心碎。除了鲁莽地顺手夹带那份预算，父亲是无可责备的，却一直在与罪恶感作殊死的搏斗。他认为一定是犯了罪，所以才遭此厄运。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最终胜利：受害者在刻意搜寻自己的罪过。爸爸弄不明白对他的指控，做了这么多年的外国记者，到底犯了何罪，为何是现在？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他在反省自己做过的一切，从而找出国家处罚他的理由。这是隔离造成的心理作用，无法忍受的压力迫使囚犯一再反躬自问。同时，也涌现出一个很了不起的男人。他在意桌子上小孩的照片，就像他在意自己银行账户一样。他极想支撑他的家庭，对自己成为累赘的恐惧超过对死亡的恐惧，不愿为自己请求任何东西。多亏了秘密警察，我才能幸运地发现爸爸性格的这一面。（如他告诉狱卒的）对此，他总是缄口不提。年9月可能是他囚禁期间最残忍的一个月。考虑到自己将被判很长的徒刑，他在9月9日告诉牢房难友，希望可以担任监狱的翻译——但也不介意在矿井工作。他只想他的案件有个了结，结束这一切不能确定的痛苦时期。9月12日，牢房难友／告密者汇报，我父亲对“旧岁月”产生幻觉。“他多次认为听到了妻子的声音，或自己父亲的声音。”这么多月的审讯和监禁之后，爸爸的身心异常脆弱。那些幻觉可能是在躲避荒谬的现实：每天上午擦洗牢房所用消*剂的恶臭，卫兵每隔几分钟开关窥视孔的噪声，对真正食物和香烟的强烈渴望，坐牢后复发的慢性青光眼所引起的阵发疼痛。父亲产生幻觉后的第三天，他的牢房难友汇报，他的信仍得不到答复，他很“痛苦”，因为没有小孩的任何消息。在等待审判时，父亲被要求描述，他当美联社记者时所接触的所有外交官和新闻人。这份四十六页的文件，其实是一份很过瘾的读物。看起来是漠不关心甚至遗世独立的爸爸，对周遭的世界却有敏锐的观察。他以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介绍的世界，与秘密警察肮脏、粗野、偏执的世界相比，犹如火星上的生活一样新奇。他对那些人物的描绘充满诱人的细节，而秘密警察通常只能透过长焦镜头瞥见。在父亲的笔下，这些外交官仿佛自萨默塞特·毛姆[1]的文学世界里，一个筋斗翻落到尘世。对这些女士和先生来说，*治和冷战的殊死斗争是没有吸引力的。父亲不牵连任何朋友，只花费很多时间在分析不同的婚姻、对桥牌的爱憎、奇特的服装喜好。没有一样东西有益于间谍审判。秘密警察得以近距离观察敌人，却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治内容，一定倍感恼怒。由此，父亲智胜囚禁他的人，表面上履行了他们的要求，提供“间谍接头人”的详尽报告——实际上却没透露他们真正渴求的东西。例如，这是他对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布达佩斯站长吉扎·卡托纳的描绘：“他是第二代匈牙利裔美国人，中等身材，抵达这里时，就已蓄了匈牙利式的八字胡。他能讲一口很不错的匈牙利语，爱唱匈牙利语民歌，爱跳匈牙利恰尔达什（czardas）民族舞蹈。”关于从年到年的经济参赞马克斯·芬格：“典型的纽约犹太知识分子，英俊，法语极好。首次婚姻是不幸的，但他本人看起来通情达理，总是充满魅力——说话不多……他对匈牙利历史充满热情，调走以前，在公使馆里开始了相关的每周研讨会，还计划邀请匈牙利的客座讲师。”关于公使馆顾问乔治·阿博特：“一个高大、严肃的男人，五十五岁。他的健康问题从不妨碍他成为热情洋溢的高尔夫球手、网球手、酒徒和桥牌玩家。他喜欢社交，无疑是公使馆的智囊之一，雄心勃勃，精明强干。其他外交官也有同感：英国经济参赞辛普森曾经提到，‘那些日子里，阿博特、［英国大使］汉基（RobinHankey）、［以色列大使］阿夫纳（Avner），结束派对后仍会继续聚首畅饮’……阿博特好饮，但很容易喝醉，年有一次在酒精影响下，要求我解释为何还没被当局抓起来！我能肯定，这一方面是在提问，另一方面是怀疑我在充当匈牙利当局间谍。”（最后一笔，真是聪明。）父亲就是以这种方式，描绘远离家乡的外交官们，尽量随遇而安。他们与美丽的女人调情（最精彩的是阿根廷大使的匈牙利妻子冈萨雷斯太太），在网球场上大显身手，还在桥牌桌上相互斗智。而秘密警察们，则蜷缩在灌木丛中窥探。父亲的描绘减弱了对美国公使本人的指控。他这样开始秘密警察渴求的介绍：“依我看，雷芬达尔总是很善良，从无例外。他总使别人觉得，他或她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青少年时，他立志想当歌剧演员［秘密警察能派上用处吗？］，赴维也纳学习音乐。在那里，他遇上他的妻子——一起学音乐的同学，谣传是犹太裔男爵的女儿……就我知道的而言，他笃信宗教，意志坚强，性格多元，喜欢抽烟和喝酒。无论做什么，他都全心全意投入，然后以同等速度告一段落。”最后一个吊胃口但毫无用处的细节，是父亲如下的宣告：“在我所认识的外交官中，他和他的妻子是最令人敬畏的桥牌搭档。”秘密警察知不知道，爸爸在玩他们？我以最大的兴趣，阅读父亲对助理*事参赞理查德·格拉斯佩尔的印象：“他于年抵达，带着妻子米米，一位相当艳丽的金发女郎，他们两人趋向于年轻人的生活，喜欢唱歌、跳舞、享受。他们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这根本不像对一名危险特务的介绍，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准尉格拉斯佩尔为何能持续他的出卖。我想，这份报告处处点缀着讽刺和机智，而秘密警察是无法解读的，这令父亲得以短暂逃离他阴冷的牢房。9月17日，父亲的告密者／牢房难友做了一件事，可能救了父亲一命。那天“蒂博尔”汇报：“我在牢房地上发现几片白色药片。我舔了一片，那种苦味让我意识到这些是安眠药。马顿说他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兴许是以前的囚犯留下的。但我注意到，他轻轻摸了摸自己上衣的内衬。他去盥洗房时，我叫来卫兵，建议做一次彻底搜寻。他们在马顿的上衣内衬里，找到六十片色维纳尔镇静药。马顿承认，收集药片是为了*死自己。不过，自他妻子入狱以来，他已放弃自杀的想法。之所以保存这些药片，他是为了预防万一早期的残酷会卷土重来。”“蒂博尔”汇报，他“严厉”训诫我父亲，有家室的男人还会考虑自杀是不道德的，如果成功了，那可真是大灾难，“把孩子们留在最凄惨的处境中，甚至连父母都没有了”。我不知道，“蒂博尔”救了一名仍对国家有用的囚犯，是否能获得作为奖励的香烟？狱方允许我父母在审判之前会面是罕见的人性流露吗？更有可能是害怕他们九个月后的首次会面，会有难以预料的情绪爆发，扰乱法庭程序的平稳操作。母亲以她的特殊方式，为首次与丈夫会面做准备：尽力改善她的容貌。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早餐时，我用铁碗底部残留的咖啡当镜子，为丈夫略作梳妆……我小心梳理头发，并穿上我为这次会面特意清洗过的尼龙宽松上衣。”然而，父亲得不到剃须的许可。卫兵把他带到盖罗少校的办公室，这是一次既害怕又渴望的会面。他之后写道：“她在那里，双手张开朝我微笑，但眼中噙满泪水……我知道，她能从我脸上看出我在这分离的九个月中的经历。”确实，母亲为丈夫的外表大吃一惊。“他巨大的黑眼睛深陷于紫色的阴影，他的眼神流露出悲哀和疲惫，我对此全无准备。我因震惊和悲怆而呼吸急促，急忙趋前。我们拥抱、亲吻，抱头痛哭，不顾少校的命令。我告诉他小孩的处境，她们住在哪里，谁在帮忙，她们的学校和健康状况。他询问我自己的健康状况，我才首次意识到，他也在为我的容貌感到震惊，就像我的震惊一样……突然，一直在桌子上摸索文件的少校站起身，喃喃道：‘对不起，我出去一会儿。’他离开房间，但让房门敞开。我知道，这是机会。我用英文低语：‘听我说！美国人将会来救你！’我像是给行将溺毙的人扔出了一根绳子。他的大眼睛睁得更大，像聋人那样凝视我，以确定他无法理解的声音。我拿起他的手，一字一顿地低声重复：‘宝贝，美国人将会来救我们。’”父亲于此继续他的叙述：“少校归来，伊洛娜继续她关于小孩的介绍。规定的三十分钟结束之前，我只想告诉她一件事。我尽可能轻松地说，相信她会很快得到自由，至少比我早很多年，我要她跟我离婚。放我出来时，我将是一名老翁，于她和小孩一无用处。她笑着打断我，旁边的少校浮起微笑，但没作评论。很快，三十分钟结束了，我被押送回牢房。我为自己没能更聪明地使用时间而自我责骂——特别是没能叫她对这神秘消息作进一步的解释。”“蒂博尔”向他主子汇报：“马顿与妻子会面回来之后一味哭泣。他说，她向他保证，她既不生气也不怪罪。但他说，仍要她提出离婚。他很高兴孩子们受到较好的照顾，但担心父母的关押和家人的分离，会在孩子们心理上留下创伤，而在小女儿身上已是明显的事实。”（我很想知道，我们被分隔于最严密的城堡的厚墙内外，父亲究竟察觉到我的什么？）会面后不久，父母被带入监狱建筑物内一个简陋法庭，面对秘密警察特别挑选的“法官”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乔纳斯·贝拉（BelaJonas）博士[2]。法官乔纳斯，外号“血腥法官”，专门审判阴谋、间谍、叛国的案件。截至年的大恐怖时期，乔纳斯共判处五十人死刑。不同于多数法官，乔纳斯还喜欢出席他的受害者的处决仪式。父母曾报道好几次他的审判，所以非常清楚他的纪录。这一次站在这其貌不扬的秃顶小个子男人面前，妈妈和爸爸不再是新闻人，而是他的受害者。多么令人满意啊，乔纳斯终于得以面对这两名放肆、顽固的人民公敌。然而，又多么令人失望啊，他在法庭见到马顿夫妇时，对国家“不忠”而被判死刑已不再流行。父亲写道：“我只被允许阅读那些指控我是间谍和叛徒的冗长而枯燥的文件，但不可做记录。我对整个闹剧已丧失兴趣……确信他们唯一会做的，就是让我在牢里‘腐烂’多年，这是他们最喜欢的用词之一。”对父亲的指控是严重的：他是美国人的“常任顾问”；具体说，他建议他们派黑人外交官来布达佩斯，建议改善《美国之音》的播出；他“窃取”匈牙利的预算，送交美国经济参赞。父亲不承认所控罪行。对母亲的指控是可笑的，甚至按秘密警察的标准也是如此：她与美国人讨论蛋（和肉）的价格，这在拉科西时代的匈牙利就是叛国罪行。母亲记得：“起诉书中列举的事项都是真实的，在数星期的审讯期中，由我自己提供给盖罗少校。我以为如此清白的事情，一旦依据刑法某章某节，结果就变成了叛国罪行。”她承认部分有罪。她向牢房难友／告密者解释，“部分有罪是因为我对我的孩子们感到歉疚”。这就是被认可的“公平审判”：没有罪证，没有证人，与世隔绝将近一年的被告，不得雇用自己的律师。基于一种离奇、无关紧要的传统，被告有“最后发言”权。父亲利用这个“权利”来争辩母亲的无罪。父亲直面乔纳斯法官的冰冷凝视——在斯大林、列宁和拉科西的肖像下——向这个人民法庭宣读他的“最后发言”。他说：“我敦促法庭谨记，我妻子的父母是被谋杀的。”这有关我的外祖父母的突兀声明令我吃惊。对我们小孩来说，他们的放逐一直是个秘密。我长到三十岁，才从陌生人处得悉，外祖父母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而父母对此却缄口不言。二十五年后，在马里兰州我家的安全氛围中，这个束之高阁的话题痛苦地涌现出来，导致疑窦丛生。在秘密警察的文件中，看到父亲如此直截了当的声明，我心中的疑惑全然烟消云散了。他请求道：“我也希望法庭考虑她的两个小孩。”他最后说：“我现在是，过去是，将来也是一名爱国人士。我被控的‘罪行’不可避免地与我的职业直接相关。”判刑——就像整个进程一样——是预设的。母亲记得：“我们站在那里。我突然忆起，曾看到很多类似情形的人，听法官宣读同样的文字：‘以共和国的名义，我们查明你有罪’。”父亲被判十三年监禁，母亲被判六年。如服完这些徒刑，父母最糟的担心都会成真。他们将错过我们的童年。我们会在陌生人手里长大，会把他们视同路人。出狱时，父亲将是个五十九岁的心碎老人，母亲将达五十岁，未老先衰。未来数年里，他们只轻松谈论这痛苦煎熬中的一小段：他们一起返回牢房的路。父亲记得：“在我们所有的散步中，不管在树木葱茏的布达小山，还是在切维蔡斯[3]的杜鹃花丛，我将永远记住这一段穿越阴暗、幽冷的佛街监狱走廊的路。”母亲回忆：“长长的回监路上，我扶着安德鲁的手臂，低声告诉他我确信我们将会获救的理由。我解释，美国公使馆与纽约的美联社保持紧密接触，只是在等待审判，再采取相应措施……我告诉他，雷芬达尔允诺，美国将尽全力帮助我们。英国人和其他西方外交官也拜访过我，不仅表示安慰，而且答应帮忙。我压低声音，说个不停，以振作他的精神，假如我在他之前获释，更让他有所寄托。”“在三楼［监狱中］，我们转进走廊。我们的卫兵敲门，守门的狱卒打开门。里面是两排牢房的熟悉景象，三名卫兵在巡逻——死一般的寂静。现在我知道，安德鲁当时押在这一层，我则关在第五层。我们在墙角的牢房面前停下，抬头看到12号。对面站有加派的卫兵，正在朝犹大孔窥视。安德鲁低语：‘彼得·加博尔（GáborPéter）。’”我遐想，秘密警察的创始者就关在我父亲曾经的牢房隔壁，这真是恶有恶报。在斯大林之后短暂的“解冻”期里，拉科西需要一个牺牲品。既然已被判刑，按照法律，父母得以每月接待一名访客，却遭到监狱的百般阻挠。由于父母提出上诉，当局找到孤立他们的另一借口。但我不折不挠的母亲，找到绕过这道篱笆的途径。她抗议：“如果我不能有外面的访客，至少应该有‘里面’的访客。”所以，年圣诞夜前夕，“整栋建筑物空空荡荡，只留下少数人值班。我获准与安德鲁会面，那是我们第十二个结婚周年纪念日。我们坐在克雷奇默少校的办公室，持续谈了一小时。我们谈到即将来临的新年，预测会有什么新气象。我告诉他，‘一定是好事，我知道’。安德鲁苦笑，提醒我前一年的新年之夜。”读到妈妈和爸爸亲密无间的描述，对我来说，滋味尤为辛酸。那年夏天，爸爸与辛普森太太调情，妈妈与拉约什艳遇。自那以后，他们跋涉了各自的坎坷历程。[1]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Maugham，年1月25日—年12月16日），英国现代小说家、剧作家，著名作品包括《人性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面纱》、《寻欢作乐》和《刀锋》等，据说是年代稿费最高的作家。——译注[2]乔纳斯一年后在年10月的“匈牙利革命”中自杀。[3]切维蔡斯（ChevyChase），美国马里兰州一个小镇，作者到美国后在此安家。——译注第十四章大洋彼岸那年冬天，我们姐妹寄身于陌生人家，像是在过着家庭生活。我们的父母已被判为罪犯，正在服刑，监狱里的惊喜或震撼更为罕见。那里没有季节，没有颜色，在父亲的处境里，甚至没有希望。定罪后，他们的监狱生活有了一大改进，都被安排开始了翻译工作——监狱生活造成大量空闲，这不失为颇受欢迎的调剂。因这新工作，他们得到令人惊叹的“礼物”，一张木制的小桌子和一把椅子——对已习惯蹲伏在木板床上的罪犯来说，这是件大事。最愉快的是，父亲领到一台便携式打字机，以便促进他的工作。结果发现，这台打字机本来就是他自己的，只是与我家的其他财产一样，早已被充公。父亲的第一份工作是某杂志中撕下的数页，已小心删除标题和作者名字。父亲记得：“显而易见，这是奇妙的新消遣。该文由原子物理学家所写，以哲学观念讨论使用核武器的道德性，特别根据……长崎和广岛的经验。”父亲故意慢慢翻译，“那天晚上，我背对犹大孔，坐在椅子上吃晚餐，铁碗放在桌上。”（我现在忖度，爸爸后来讨厌自助餐，可能源自他的监狱经历。）我试图解读秘密警察的文件，从人为的疏忽中，找出代号掩护下的真名。父亲为秘密警察做翻译，也在解读原作的真正作者。他写道：“几星期后，他们给我类似的数页，显然出自同一杂志。关于文章来源的线索，照样被小心删除……这篇文章是对前文的答复，提及相关的作者是西拉德·莱奥（LeoSzilard），相关的出处是《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ofAtomicScientists）。”母亲也从英国和美国的出版物中翻译科学文章。她需要使用英匈词典，很快领到一本韦氏版的。卫兵无意中说出：“你丈夫也一直在使用这一本。”母亲记得：“我细察每一页，他肯定不会用铅笔，但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发讯息给她］……我终于找到，在最后的空页上，他以指甲印写了一句监狱情话：‘更胜往昔’（Morethanever）。”我们各人依自己的性情来应付那一年的创伤。父亲严禁“希望”渗入他的牢房，为无止境的禁闭做心理准备，自杀的计划仍在继续。母亲则在乐观和绝望之间轮流换位。我们姐妹与寄宿家庭的小女儿，好像总是忙忙碌碌：上演歌剧；收集阁楼上的旧衣来玩盛装打扮；取笑我仍像婴儿的举止。我从那年的“全家照”中搜寻自己当时的容貌，我们姐妹挤在陌生人中，假装是家庭一员。我已找不到那个下巴翘起、烦躁不安的斗士，一年前还被称作“丹尼斯威胁”。那段时间，我下决心向全世界微笑。除了让大人们喜欢我，我还有什么其他武器呢？被迫在自己的国家沉默的父母，开始获得匈牙利边界之外的注意。年末，日内瓦高峰会议成功后，匈牙利开始向少数外国新闻人颁发签证。三名美国新闻人抵达布达佩斯：《纽约时报》的杰克·雷蒙德（JackRaymond）和约翰·麦科马克（JohnMacCormac），《纽约邮报》的欧洲通讯记者西摩·弗赖丁（SeymourFreidin）。在发给华盛顿的一份机密备忘录中，斯宾塞·巴恩斯代办提及：每一名通讯记者都提及两个重要问题［向匈牙利官员］：枢机主教敏真谛的命运和马顿夫妇的命运。就马顿夫妇而言，从雷蒙德的拜访到弗赖丁和麦科马克较晚的拜访，官方立场像是有所转变。雷蒙德在外交部被告知……马顿夫妇因叛国活动而被监禁。无独有偶，这印证了拉科西先生提供给埃斯蒂斯·基福弗参议员[1]的声明。弗赖丁和麦科马克的印象是，主要不满是马顿夫妇所谓的缺乏爱国心和对新匈牙利抱有成见。当被问及这相对较轻的过失何以获得如此严苛的惩罚时，匈牙利人对此的回答是，最好去问内*部！在他们受到实际审判的两个月之后，《纽约时报》在年1月15日推出标题为《匈牙利判决美联社记者及其妻子》的头版新闻，还附有我父母被逮捕之前我们完整家庭的照片。该文说，“布达佩斯电台今晚宣布”：美联社通讯记者安德烈·马顿……因间谍罪被判六年监禁［当年12月的上诉使我父母的徒刑得以减半］。广播还说，他妻子伊洛娜，为合众社工作，被判三年徒刑……马顿博士于十一个月前消失，而维也纳给马顿太太的最后一次电话是在6月19日。马顿家有两名年幼的女儿，卡蒂和朱莉，据说与一名领养老金的匈牙利大学教授，同住在布达佩斯郊区……美联社总经理弗兰克·施塔泽尔，今天发表此项声明：“安德烈·马顿是一名杰出的匈牙利新闻人，他代表美联社的活动都属外国记者的正常活动。只是他的新闻范围，因警察国家对新闻来源和记者的限制，而受到极大的局限……在极权国家，一个人对*府定为国家机密的东西表示兴趣，就会被判间谍罪。那显然是马顿的罪行，再加上他是一名直言不讳的反对人士。”年2月4日，《纽约时报》又一次推出题为《美国再次禁止赴匈牙利的旅行》的头版新闻，“美国今天禁止美国公民去共产国家匈牙利旅行；取消拟议中与匈牙利*府的会谈；并告知匈牙利，将对匈牙利驻美外交官实行旅行限制……这些行动缘于匈牙利*府在布达佩斯逮捕安德烈·马顿和他妻子伊洛娜，他们分别是美联社和合众社驻匈牙利记者”。同时，公使雷芬达尔敦促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对囚禁我父母的人采取更强硬态度。在年1月16日的秘密电报中，雷芬达尔写道：我认真建议［国务院］部门利用一切媒体，让全球知道匈牙利违反人权。……我也建议，授权我递送一项声明给外交部长……宣布：·美国立即批准持美国护照将不再能前往匈牙利，当然意味着取消《波吉和贝丝》[2]的访问［一个广获宣传的国务院计划］。·美国立即对匈牙利驻华盛顿公使馆，实施与美国驻布达佩斯公使馆所遭受的同样的旅行限制。·美国放弃为扩大贸易和相关信贷的会谈准备。美国国务院遵从雷芬达尔公使的建议，将一份措辞激烈的照会递交给匈牙利驻华盛顿公使馆；同时，也递交给在布达佩斯的匈牙利外交部。国务院找到聪明的方式，既谴责匈牙利*府对待自己公民的不公，又没有干涉匈牙利“内*”的表象，只提新闻自由的问题。长期拘留美联社和合众社的合法新闻人，不允许这两名经验丰富的本国人与外界接触，从而阻塞取得匈牙利国内新闻的自由孔道，应被认为是对新闻自由的压制……好多年来，美国*府和人民在寻找一丝细微的迹象，以显示匈牙利现领导能以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是独立且负责任的*府，会兑现他们的国际义务，会尊重匈牙利人民的权利，最终都归于徒劳。不管它在原则上如何花言巧语，匈牙利*府将得不到［国际社会］对它的声明的信任以及……对它的行动的信赖。第二天，《纽约时报》以《真相与极权主义》的社论，重拾这段新闻：极权主义*府的共同迷信是：如果人们不知道正在发生的讨厌事，将会变得更满足；如果*府隐瞒自己的罪过和愚蠢，将在世界上获得更多钦佩。在极权主义国家里，这就是事实。在那里，外国记者不知道报道真相的宽松*策何时终止……这碰巧发生在安德烈·马顿身上……正因间谍罪在服六年徒刑。这也碰巧发生在他妻子伊洛娜·马顿身上，她是合众社驻布达佩斯记者，在服三年徒刑。在这种国家中，间谍罪全凭*府意愿定夺。用作新闻人的圈套时，间谍罪行可能只涉及某种新闻。而新闻人之所以获取和发表这种新闻，就因为他是一名优秀的新闻人。官方和媒体为两名囚犯而发起的猛击，震惊了匈牙利*府。2月7日，匈牙利外交部退回杜勒斯的照会，称其为“对匈牙利*府和人民的侮辱”。我们的玩伴和我父母最亲密的朋友不敢来探看我们姐妹；在遥远的美国犹他州盐湖城，一名只从报纸上认识我们的医生，却在千方百计向我们姐妹伸来援手。医院的放射科主任亨利·普伦克（HenryR.Plenk），年1月30日写信给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一项建议。该信说：“普伦克太太和我自报纸得知，美联社和合众社记者安德烈·马顿夫妇遭到匈牙利*府的逮捕，我们为此感到震惊。我们还获悉，他们的两个女儿在布达佩斯，与一位领养老金的匈牙利大学教授同住。我们很愿意欢迎这两名小孩搬入我们家，无论时间的长短，视需要而定。如果她们的父母愿意，我们也很愿意收养她们……我们家有足够的空间，有充足的资源来保证小孩的抚养。希望你能好心提供意见，告诉我们采取何种步骤才能将她们成功带进这个国家？”国务院没有处理收养的经验，为了普伦克医生的信而陷入混乱。副国务卿麦金逊（R.M.McKisson）和签证部门官员，包括领事办公室主任阿林·唐纳森（AllynC.Donaldson），特地为此事开会讨论。将近一个月后，回信寄送给盐湖城的医生：“马顿夫妇被捕的情况和此案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