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诗人批评家，陈超有一种极其特殊的诗歌批评方式――元诗写作，也就是他一以贯之的以诗论诗的诗，如《话语》（1987）、《终曲》（1987）、《生活在锡罐里的诗人》（1988）、《一个新词》（1988）、《再不会》（1989）、《写作》（1990）、《交谈（组诗）》（1990）、《堆满废稿的房间》（1996）、《译诗轶事》（2001）、《旅途，文野之分》（2002）等。这种“元诗”性质的诗歌直接打通了诗歌写作与诗歌批评之间隐秘的通道。这种对话、互文、互证、互动、呼应、对称的写作方式恰好平衡了诗歌与批评之间的微妙之处。尤其是1994年之前，这种“元诗”写作在陈超的诗歌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同时必须强调的是陈超的这些对话性质的“元诗歌”并非只是简单地与其他诗人以及诗人自我的精神对话，而是在更深的层面呼应了个体精神与时代境遇之间的紧张关系。或者说这种共时性的诗歌写作也是一种“及物性”的精神担当。他会直接用“以诗论诗”的方式谈论他对诗歌语言、修辞和本体依据的独特理解与观照。在陈超这里诗歌的语言“不是母亲的话语/是母亲砧捣寒衣的声音/你用心听着它/无法转述/你不会感到陌生/但又永远不能洞悉/这就是诗的话语/它近乎不在/你相信了它/你活得温柔/安慰”（《话语》）。这进一步印证了诗歌写作的才能在陈超诗歌批评这里的彰显，诗歌批评与诗歌写作之间的特殊关联――相互补充、彼此观照。陈超强调诗歌和诗学一样往往从反思对方开始。在陈超这里写作和批评一样是一种“快乐的知识”，同时也是痛彻的“精神重生”。而当这种努力放置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境遇中，其难度可想而知。这是将头颅在火焰中淬炼的“美学效忠”。诗人在阴森冷酷的时代暗夜写下了亡灵书和精神升阶书。在这样的时刻诗歌批评需要勇气和坚持，更需要诗人的“历史个人化”的“求真意志”。 恰恰是这种特殊性的诗歌批评话语方式的难度形成了其难以替代的重要性、有效性和独特的诗学禀赋。这使我想到的是当年的李健吾。他感悟式的批评方式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都算得上是绝对的“少数者”或者“异秉”。也就是说没有特殊的诗学禀赋、创作心得和“细读”能力以及澡雪性情的人这种方式不得为之，也不可能为之。这在陈超为中外现代诗所做的导读、细读和鉴赏的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凸显。陈超从1980年代开始就践行着英美新批评和文本细读的方法。这在《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上下卷）《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上下卷）以及一系列细读文章中有着足够完备的证明。他精准、深入和独特的细读方式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赞誉。这也是陈仲义等批评家指认陈超是“新批评重镇”的因由。陈超的文本细读既从微观的文本的角度出发又和中国传统诗话的印象阐释融合。这使得他在对文本细部纹理的窥测中不时闪现出睿智的哲思和性味的会心。陈超通过细读的方式在具体文本中完成了对话、磋商、盘诘与阐释性创造。
“创业”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层面的创业，是指不管是在*治、经济、文化、*事等领域，只要从事的对国家、社会和人民有益的，并且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皆可视作创业。狭义层面的创业，是指社会上的个人或群体，以创造财富为目的的属于自己的经济社会活动。创业活动是为社会增加就业岗位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要成功创业，必须将创业者个人特质、创业动机和创业的环境等因素考虑在内。美国知名创业学家迪蒙斯在其著作《New Venture Cereatio》中就说过：“创业是一种思考和推理活动，它为环境和动机所驱动，在考虑其方式方法的同时，还必须拥有和谐的个人特质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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