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监督特区，必有监督盲区
“监督盲区”是一个我们常听到的词，每爆出一起腐败案，舆论和公众都能从披露的腐败细节中看到很多“监督盲区”，然后就呼吁纪委监察部门加大监管，加上制度补丁，堵上制度漏洞，让纪委的眼睛能够盯到这些盲区，避免官员游离于监督之外。暴露了情妇问题，就说“凡贪多色”，要盯官员私生活；暴露了配偶子女问题，就说监督的视野也要扩大到对官员近亲属；暴露了风月场所嫖娼问题，就说禁止官员出入娱乐场所。我们的监督似乎永远被腐败牵着鼻子走，暴露哪有盲区，叭，就贴上一个补丁，发现谁有可能腐败，就找另外一个人去监督他，这个人腐败了再找另一个去监督，我们的反腐制度上叠床架屋地贴着无数个这样的补丁。
近来监察机关又加强了特邀监察员制度，邀请了40名社会人士参与反腐倡廉事务，也是借助特邀监察员弥补“监督盲区”吧。不少地方“八小时之外”的监督安排，显然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因为很多贪官的腐败都发生在八小时之外，然后就把八小时之外当作“监督盲区”，要通过设置一双监督的眼睛来消除这个盲区。
这种反腐思路显然有问题，其实“八小时之外”是一个伪问题，虽然很多贪官的腐败表现出在八小时之外，但根子显然还是在八小时之内，也就是权力缺乏监督，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中国的制度反腐，应该回归到对权力的关注上，致力于将权力关进笼子，而不是把官员的“私人时间”关进笼子。管住了权力，就管住了官员，不管八小时之内还是八小时之外。现在的问题是，连八小时之内都管不好，没有能力去监管，何谈八小时之外？即使管住了官员不去茶楼、洗浴中心、酒店、高尔夫球场，但能管住他们在这之外的地方收钱腐败吗？腐败与场所无关，关键是权力，总不能拿着个摄像机24小时盯着官员吧。
如果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处处都是监督盲区，即使官员整天都在纪委的眼皮底下，那里也是盲区。
更重要的是，监督的思维有必要改，必须引入公民反腐，将官员置于舆论和公众的监督之上，让公众成为关键的监督力量，这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盲区。当监督只是少数人特权的时候，“监督盲区”永远无解。
既有的监督思路上，让相关部门盯着官员，财产在内部申报，相关事项在内部公开，官场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公众很多时候被排斥在监督之外，这决定了必须处处是监督盲区。毕竟，纪委官员的眼睛再雪亮，人数再多，反腐经验再丰富，也无法对官员进行全景式的监督，那么多官员，哪里监督得过来？贪官腐败方式那么多，哪里有能力盯住？而且纪委官员自身也难免腐败，有时候会选择性失盲，制度性失盲，所以可以这样说，多数时候、多数官员、多数行为是游离于监督之外的。因为监督是特权，只有少数人才有权去监督，当少数监督者对付多数“可能滥用权力的人”时，盲区是必然的。八小时之内，已无力去管住，八小时之外，更是处处盲区。
为什么不借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种反腐力量来消除反腐盲区呢？纪委看不到的地方，人民群众可以看得见。监察部门的盲区，对广大民不是盲区。一个纪委官员盯十个官员，可能比较难盯，但十个民盯一个官员，就不那么难了吧？公众有能力，也有积极性去做这种工作，因为贪官乱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公众有痛感，他们愿意不拿一分钱地去监督官员。当监督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每个人的职责时，监督盲区就迎刃而解了。让监督成为每个人的权利，就是让官员公开自己的家庭财产，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公众能看到每一分公共财*的流向。
当*务信息和官员信息对公众没有盲区的时候，对官员的监督盲区就自然消失了。这个时代最荒谬的事情是，有些人一边故意对公民设置了无数“监督禁区”，一边却又假惺惺地去解决“监督盲区”。蒙上公众的眼睛，将人民关进笼子，这便是人为的监督盲区。(来源：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