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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怒揭真相李文亮原定要被开除,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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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环球时报》报道:1月3日,医院的周会上,医院领导在开会的时候批评了几个戴口罩的科室主任。“一月初的时候,医院相关部门训诫完,医院开除,医院的一位部门主任劝我们说,不要跟领导对着干,不要戴口罩,不要乱说话,否则你们会像李文亮一样被开除,”医院医生赵辰称。

来源

环球时报

前日(3月16日),环球时报刊发了一篇该刊特派武汉的记者樊巍写的文章《医院医护人员吐真情:疫情是面照妖镜》,将“发哨人”艾芬,“吹哨人”李文亮所在的医院,在疫情防控期间暴露出的种种蝇营狗苟之辈,龌龊肮脏之事,展现得淋漓尽致,刻画得入木三分,真可谓:大爱大美,有一线拼命医护人员丑陋丑恶,是二线瞎指挥的领导

可惜得紧,文章发出没多久,就被自行删除。随后,有自媒体各种转载,随即又遭全网大范围删除......

多么熟悉的节奏,多么熟悉的一幕:这,又是在闹哪一出?真心不懂,还是看文吧!医院医护人员吐真情:疫情是面照妖镜“我身边很多医护都曾产生过疫情结束之后就辞职转行的想法。”医院医生刘洁对《环球时报》赴武汉特派记者说,“这一次疫情颠覆了我们很多人的人生观和从业观,逝去的同事,无助的病人,怀揣一颗医者仁心,却一次次被现实浇凉。对医护而言,似乎没有比这更绝望的事。”“但我们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我们经历了世间冷暖,见证了城市复苏,有些热爱你只有撑过黑暗,见到曙光,才能更加深刻的体会到。”刘洁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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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自己,17年前那场劫难要回来了”现已公开的学术论文显示,武汉首例新型冠状病*肺炎确诊患者于去年12月1日发病。而据公开报道显示,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被认为最先上报疫情的人,2月6日《环球时报》赴武汉特派记者曾专访张继先主任,张继先主任告诉本报记者,去年12月27日,她和院方就已将四名病人病情异常的情况上报给了江汉区疾控中心。12月29日,省、市卫健委疾控处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来到医院,开始流行病学调查。但在出现的首例病人和省市疾控部门的首次响应之间,这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医院并不平静。作为离华南海鲜市医院之一(另一家为医院),医院成为最早一批和新冠肺炎病*“交手”的医院。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年12月16日,医院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名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高烧不退的病人,22日这名病人被转到院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样本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做高通量测序,后来检测机构以口头通医院,这是冠状病*。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也曾向本报记者透露了一则案例,年12月26日,医院收治了一位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不明原因肺炎的患者。该院呼吸内科的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赵苏认为这个病人感染症状比较独特,根据科研课题设计,医院收集病人呼吸道样本,由武汉疾控中心在年1月3日下午转交给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一个团队。从医二十余年的医院医生陶俊称,医院后湖院区于年12月28日、12月29日,共收治了4名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疑似病人,其中3人是华南海鲜城的商户,1人是华南海鲜市场商户的家属。四名病人的特点都是血常规淋巴细胞减少,肺部CT呈现磨玻璃样病变,并伴有发热症状,这些都和平时的社区获得性肺炎显著不同。陶俊认为,医院12月中下旬的这些疑似病人都是新冠肺炎病*已经横行的迹象,“新型冠状病*肺炎的基本再生数R0至今也不过3.0左右,与SARS早期情况接近,甚至略低于相当一部分研究报告对SARS早期传播能力的判断,按照传染病的发病趋势,如果第一例患者直到12月底才出现,那么发展的速度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迅猛,”陶俊称。但陶俊也坦言,即便12月份中下旬医院陆陆续续出现一些低热、乏力、CT影像呈现磨玻璃样病变的患者,但在他看来这种并非典型的症状并没有让他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和他的同事真正开始对这种异常情况产生警觉还是在12月底。一份经医院医生证实情况基本属实的《医院新冠肺炎疫情处置情况说明》显示,12月29日下午两点半左右,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的医生向院公共卫生科上报了四例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这四名病人经过CT和查血判断,呈现出病*性肺炎的表现。随后院公共卫生科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传防科,得到的回复是:近段时间该区也接到了其他地方的报告,送到市里查了各项病原都没有结果,针对医院的情况,江汉区疾控中心传防科向领导汇报后再给予答复。随后,医院医务处组织了专家会诊,院呼吸内科专家到急诊科会诊后,两边一通气,发现呼吸内科也有2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医院的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一下子达到了6名,当晚20时左右,江汉区疾控中心和武汉市应急办抵迖医院后湖院区,对7例病人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和釆样,并于当晚连夜送往武汉市疾控中心。12月30日下午,一位患者的肺泡灌洗液高通量测序结果传回了医院,检测结果上表明患者高度疑似SARS,当天这个消息传遍了医院,“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看到急诊科的一位医生戴上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口罩,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N95口罩。当我知道检测结果时,我对自己说,17年前的那场劫难要回来了”陶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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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慎重上报“到”尽量不报“到了一月份,医院接诊的可疑病人数量呈几何数级的增长,但是真实情况却更难为外界所知。据《医院新冠肺炎疫情处置情况说明》显示,1月3日,医院公共卫生科医生致电江汉区疾控中心,询问前期报告的7例病*性肺炎的处置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却是对于此类传染疾病,等上级通知后才能上报,具体上报病种另等通知。在经过几轮“推倭”的操作之后,1月8日到1月10日,医院终于成功上报了14例不明原因肺炎上报卡。1月13日,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领导、江汉区卫健委疾控科来到医院南京路院区,传达最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上报精神。当时,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要求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报。发现的病*性肺炎病例,首先要在院内完成各项检验和相关检查,经院内专家组会诊为不明原因肺炎后,再报区卫健委会诊并通知区疾控采样,经区、市、省级逐级检测,依然为不明原因肺炎后,经省卫健委同意才能进行病例信息上报。然而据医院医生陆奕介绍,这个“慎重上报”的要求,医院演变成了“尽量不报”。陆奕称,1月上旬,当时下发到医生手中的不明原因肺炎诊疗标准给出的上报条件需要满足以下三点:第一、病人必须有在华南海鲜市场生活和工作史,或者和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有密切接触史。第二,病人的CT显示肺部有典型磨玻璃样病变。第三,上呼吸道咽拭子排除8种病源:甲流、乙流、合胞体病*、腺病*、支原体衣原体等等。若同时满足以上三项条件,且伴随咳嗽、咳痰、低热症状,就需要将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例上报。但在实际操作中,医院的医生又收到了来自院方的特殊要求。据医院医生田栩回忆,一月初,医院突然叫停了对不明原因病人的病*检测。院方接相关部门通知指示,当有发烧、咳医院,又查不清楚病因时,不允许给患者做肺泡灌洗,也不许拿相关样本向第三方送检做宏基因测序。到了1月上旬,到医院看病的可疑病人数量明显增多,以医院后湖院区内科急诊为例,之前急诊科室每日就诊人数在~之间,但那段时间就诊人数突然翻了一倍。面对大量涌入的可疑病人,院方却不允许医生在传染病直报系统中将病人按“不明原因肺炎上报”,甚至将病人诊断为“病*性肺炎”都是不允许的,只能诊断为“肺部感染”,这样大量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真实情况根本无法上报。到了一月下旬,大量病人涌入医院,医院每天的门诊量是往常3~4倍,院方再度要求,只能将收治住院的病人上报上去,门诊发现的疑似病人一律不报,那些无法住院的病人只能独自回家按医嘱居家隔离服药治疗,医院究竟接诊了多少新冠肺炎病人甚至无法统计。“也是在一月中旬,我们有时候一整天一个科室发现的疑似患者就比武汉市卫健委公布的数据多,这些疑似的病人无法写进真实的数据,但这不代表他们不存在,也不代表他们不具有传染性。”陆奕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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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甲的勇士”大量上报的病人不仅无法呈现为真实的数据上,而且也得不到医院院领导的正视。院领导接连发布通知,不允许医生私下谈论疫情,不允许医生向外界透露新冠肺炎病*人传人的客观事实,不允许医生“危言耸听“医院真实情况,必须要讲纪律,讲组织性。然而,许多在一线直观感受到事态严重性的医生,还是多次请求院领导在院区内医院内部示警,但院方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记得在12月30日,关于我院确诊一例冠状病*的消息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我们有些同事拿医院相关部门,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得到的答复却是,纯属谣言。医院相关部门还要求我们帮忙辟谣,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谣没法辟,12月29日,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的情况我们已经上报到了区疾控中心,12月30日,我们送检的患者肺泡灌洗液高通量医院,检测结果为高度疑似SARS,医院本应着手让医生提高防护意识,却对我们都隐瞒真相,甚至不允许我们自我防范,这让我们非常心寒。”田栩称。据医院一位医生介绍,医院急诊科、呼吸科和ICU的医护平时都会佩戴医用口罩上班,但疫情发生以后,这三个科室的医护向院方请求必须要佩戴N95口罩,医院的领导经过考量,同意了这三个科室的请求,但同时又要求其他科室的医护都不允许佩戴口罩上班。医院领导的这项规定引发了许多医生的强烈不满,在得不到院方支持的情况下,许多医生只能自己掏钱去购买口罩,但是1月3日,医院的周会上,医院领导在开会的时候批评了几个戴口罩的科室主任。“一月初的时候,医院相关部门训诫完,医院开除,医院的一位部门主任劝我们说,不要跟领导对着干,不要戴口罩,不要乱说话,否则你们会像李文亮一样被开除,”医院医生赵辰称。不允许医生戴口罩这种始终让许多医生疑惑不解的规定,为后来医院大批医护人员感染埋下了祸根。据赵辰介绍,在疫情大爆发的那段时间,大批量的医院各个科室,不论哪个科室都能遇到疑似感染的患者或者潜伏期患者。病*是不挑科室的,它只会挑那些没有防护的人,医院,那些不允许佩戴口罩的科室,例如甲乳、泌外、心外、眼科、耳鼻喉、超声科就是在一月份倒下了大批医生。医院目前已经殉职的医生中,李文亮、梅仲明与朱和平是眼科医生,江学庆是甲乳外科医生。此外,医院副院长王萍、院伦理委员会刘励、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易凡、泌外科副主任胡卫峰都处于情况危急的状态。“李文亮和梅仲明两位医生都是在1月上旬被一位82岁青光眼患者感染,两位医生当时都是在不允许戴口罩的情况下接诊了这名病人,二人在被感染后都出现了咳嗽、低热、乏力等症状。他们的情况被报到院方那里后,院方在明知二人已经被病*感染的情况下,并没有及时安排他们转入传染科住院,反而让他们住进了眼科自己的病房,而且也没有给眼科的医生提供任何防护措施,但眼科医生还是按要求照常上班。”医院医生张婷称。除了那些“逆潮流”被要求摘下的口罩,医院医院相关部门的执意拒收,失去了募集而来的防护服。整个一月,医院医医院领导和相关部门做着各种抗争。一月中旬的时候,医院领导不允许一线医护在接诊的时候穿防护服,戴防护面屏。“当科室主任医院领导训斥之后,我们急诊科的一些医生只能偷偷进行自我保护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将自己私下准备的防护服或是隔离衣穿在白大褂里面,所幸领导也不会临床巡视,我们就这样‘蒙混过关’了,”田栩称。后来,随着疫情的发展,防护服开始成为一线医务工作者的标配,医院却又无法为一线医务工作者提供足够的防护服。在防护物资紧缺的日子里,雨衣,垃圾袋都曾扮演过防护服的角色,“2月上旬,我们各个科室的医生曾经建了一个群探讨用雨衣代替防护服的相关事宜,大家就雨衣是否防飞溅、气密性、消*循环使用次数进行了多次严肃的论证和商讨,但最终没有广泛使用该方案。那段时间,大家穿什么的都有,一直到外地工厂复工,来自全国各地医疗队的大量援助,这些窘境才得以缓解。”田栩称。然而最让医院医生们寒心的是,一面是院方无法为一线医护提供充足的防护物资,一面院方又拒收一线医生自己去公开募集而来的防护物资,许多捐赠的防护物资,医院就被院方给拒收了。“二月初的时候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临床一线医生别说防护服,连普通外科口罩都没有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位同事拉来了一批德国商会捐赠的防护物资,院领导以这批物资不符合红十字会要求为由拒收,沟通无果后,这批物资经华科校友会的协调,绝大部分被医院医院,他们欢天喜地的接收了,我们的心却在滴血。“田栩称。疫情面前,无视一线医护对于防护的需求导致的直接恶果就是大批量的医护被感染,据公开报道显示,医院有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医护感染人医院前列。“应该说,医院有大量医护人员被感染,这即正常,也不正常,正常就在于我们有院区就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我们也是最先一批遭遇新冠肺炎病*的医生,不正常就在于,医院很早就发现了人传人的事实,院方却一直对我们隐瞒真相,甚至阻止我们进行自我防护。医院也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它们也是最先和新冠肺炎病*‘交锋’的医院。医院离我们南京路院区只有几百米远,他们面临了和我们一样的处境。他们都有医护人员被感染,但整体情况却比我们好很多,这就能够说明问题。”赵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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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阻挠的抚慰”除了从全国,乃至全球医院的防护物资,社会各界对于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还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帮扶和保障,其中,中国红十字总会下属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红基会)就为防控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提供了一项人道救助基金,其受助者包括但不限于确诊感染和因公殉职的一线医务工作者。按照中国红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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